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
文/程盟超
7月25日，云南会泽县的崔少扬收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如假期的每一天，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接通知书前，还把手裹在汗衫里擦了好几遍。
“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的消息传遍网络，崔少扬红了，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也看到了这则新闻。同样是会泽人，同样是农村孩子，夜深人静，他在自己的公号上给学弟写信：
“还未入学就和建筑工人这个符号绑定”“对于你我，味道实在奇特”。邓风华在北大4年，如今在清华读研一，他清楚，在这些“岁月静好”的地方，“忘掉过去，实在太容易了”，大家“学着摄影、化妆、听音乐会”“从里到外，把自己包装起来”，“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好像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崔少扬看到了邓风华的信，说“很多意蕴还理解不了”。他最近被媒体包围，面对镜头羞涩地说，自己要“回到大山，改变大山”。可他私下又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怎么改变”。
这个刚成年的孩子说，“考上北大也没什么”。他仍相信，勤奋能改变一切——被北大录取后，他立刻买了成套的雅思教材，堆在狭窄的住所里。
邓风华希望崔少扬意识到，有一些“勤奋也解决不了的事”。他在信中用标黑加粗的字体写到，“即使到了北大，我们也和那几亿的农民工人互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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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样子，崔少扬一点都不清楚。他不爱说话，高中时爱好打篮球和读书。他也没去过很远的地方，从高中到家要坐40分钟的农村小巴，再走20多分钟山路。下雨时泥会糊满脚，回家要赶紧刷鞋。
崔少扬入学前纠结要不要带父母去北大报到。钱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来了也照顾不好，没心情玩”。
邓风华自己当年先挤3小时的面包车下山，行李和饲料、铁锹堆在一起，再坐4小时大巴从县城到了昆明，沿途几乎全是深山峡谷，最后从昆明到北京。对于山路的记忆不算美妙：之前公路就通到乡政府，回家还要步行十几里路。冬天，他和姐姐背着行李，雨雪拍在脸上，回家时嘴冻到发麻是常事。
他同级的农村朋友徐森第一次来北大参加自招，在东门找不到吃的，父子两人挤在地下室里睡觉，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处结冰，打滑。后来两人去西单的购物街，打工的父亲为物价咋舌，“你带我来错了地方。”
另一位老乡曲小薇由父亲送来上学，两人在故宫门前站了很久，觉得门票太贵，没进去；父亲随即去了平谷打工，赚点路费。过了一段时间，女孩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平谷不错，和咱老家差不多。”
曲小薇和舍友们偶尔一起逛街，有的女孩会一下午花两三千元，买雅诗兰黛和兰蔻，她觉得化妆伤皮肤。空闲时间她大都在图书馆勤工助学，北大的资助体系足以令学生不花家里一分钱也能完成学业。她更“敏感”的时刻在别处：比如Word、Excel都不会，险些挂掉计算机课；或者是江苏城市长大的舍友为她选课，好心选了门“最容易拿高分”的“论语孟子故事”，期末考试就是默写《孟子》，她险些不及格，室友震惊又歉疚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会背。我们都背过的。”
邓风华以及很多农村孩子都为英语困扰。头两年的考试，一般人拿90多分，他得80分就拼尽全力。“平时做Presentation，他们都是即兴发挥，我是背，甚至照着读，手心还冒汗。”直到大四，他去上哲学双学位的课，很多大一学生直接用英文交流，行云流水，他提前准备一夜也跟不上，还是“很紧张，觉得自己很差”。
徐森学力学，用他的话说，他的同学已经从教授父母嘴里知道广义相对论时，他还在乡村学校图书馆，读上世纪80年代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理科也需要直觉，感觉都是隐藏中积累的”。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徐森入学时加了很多社团，比如象棋社，但很难融入这些圈子。他以为自己爱好下棋，水平也不错，可社团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是参赛的水平，平时交流棋谱，很多专业名词他压根儿听不懂，也插不上话。
上海交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自招和农村专项考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度明显不同：过半的自主招考生在学校适应水平较高，能达到同等水平的农村专项考生却只有大约一成。
今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面向受资助的2017级学生发放问卷。收回的135份问卷中，62%的学生自认学业基础差，半数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68%的人没有明确学业规划。
崔少扬也有点担心。他在高中的主要烦恼是不会社交，和同学老师说话，心里全是话，却说不出来。对方不明就里地走了，他心里又很难受。最近，要求采访和资助他的电话有几十个，他每一个都接，然后尽可能礼貌地拒绝，可还是时常被逼到语塞。
邓风华参加资助基金会的交流活动，发现那里的学生大多胆怯，不敢主动发言，一些人交流起来会哽咽，说家庭不易，在学校适应比较困难，和那个“自信、专业、控场能力强”的北大截然不同，一切都很像老家。
他记挂着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农村朋友。两人刚到北大时，一起去中关村买电脑，对方开朗地笑，说自己要做大事；等大二再见时，对方胖了很多，成绩也不好；大四临毕业时聚餐，对方苦笑着，“滑到底了”，同班同学很多出国，他回老家“随便找份工作糊口”
邓风华也一度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差异是件糟心的事。可仔细想想：自己5岁时被塞进姐姐的班级，每天来回走十几公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10岁时住校，和40多个同学用一盆水洗脸；高中时说要考北大，父亲大笑着说，“你看看你家门前的山，你能考上吗？”
可真到了北大，即使他自己不想，外界也会告诉他，他们有差距。在他大一时，辅导员找到他，和蔼地建议，可以打网球，“这样能更好地融入同学”。
邓风华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和他们确实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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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凌晨3点撒化肥，凌晨6点搬砖，崔少扬认为，学习“是最不累的事儿了”。
崔少扬高中最喜欢《平凡的世界》，一度以一辈子驻守农村的孙少安为目标，因为“他对家有担当，有守护”。他的父母都靠打工赚钱，还欠着债。为了凑够他去北大的开销，父亲这个夏天拼命干活，生怕下雨。崔少扬除了每天也在工地干10多个小时，还坚信学习也是“守护家庭”。
他的家几乎是毛坯，卧室里没有书桌，零散地堆着各种建筑杂料。客厅里的老式电视机架在两块空心砖上，父亲哽咽着说家里的不易，孩子们上学，有时就买火腿肠充饥，却骗在外地的他说吃得好，有洋芋、肉末、白菜。崔少扬也在旁边抹泪，说3年前父亲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自己最后一面，吃顿好的，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他承认，知道那件事后，“才有了学习的动力”。
邓风华儿时帮父亲收烟草，在地里忙到浑身湿透。掰好后拿回家熏蒸，需要在烟草下点起炉子。烟气四散，熏得人睁不开眼，身上沾满烟油，衣服会黏在一起。熬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他心里想，长大了不要继续种这玩意儿。
邓风华的父亲只想让孩子离开自家那栋又黑又破，下雨天漏水，还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他一度觉得儿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个二本，去县城当初中教师，赚一份稳定的收入，成为城里人。现在儿子出息，愿望水涨船高——去当高中或者大学教师，更安稳了。
这想法一直未变，从邓风华出生时就是如此。邓父种了四五亩烟草，养猪，农闲时去搭电线、挖矿。
后来女儿读大学，儿子读高中，他又向隔壁村的朋友讨了几亩荒地种玉米——那片地光秃秃地杵在山头，脚下就是云贵交界的大峡谷，平时寂静得像在空中。
“我和他说，一定要考出去。再陪着我种地（我）要哭了”。
邓风华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学习的目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他的高中老师欣赏他，会拍着他的肩膀说，“要考上北大啊。考上北大，你半只脚就进入了上流社会。”那时他很感动。
直到站在燕园里，他也茫然，“究竟什么是上流社会？”
过去的经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曲小薇，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北大——之前同村有人考上了北大，父母就让她以此为目标。第一次高考，她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学，可家里盖房子，没钱，交不起学费；高分考生回去复读则有3万元奖金。她被迫读了一年，稀里糊涂来了北大。
同样来自云南山区的凌雄也是“稀里糊涂”上北大的。他是理科生，公布成绩后，最钟爱的专业是北航的飞行器或者同济的土木工程。可他们高中学校从来没出过北大的学生，校领导找他谈话，老师也求他“冲一冲”。于是他填了提前批次，来北大学了冷门的小语种。
“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他将目光投向课外生活，参加了不少社团。觉得这样离大家“都想要的那种生活”近些。
“那个蓝图是好的。可其实根本不适合你。”凌雄大一大二严重失眠，加倍地焦虑。
他还忙着创业赚钱。父母是工地上扛钢筋的工人，他想富裕起来。可他发现自己辛苦想的一些创业点子，要不一下被见多识广的同学指出并不靠谱，要不就是被人提醒类似的项目早已有了。即使遇到一些感觉能赚钱的好项目，有的同学能拿出5万元投资，可他没有这种闲钱。
最终，他在大学的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他借钱4万元买进茶叶，想卖给学校组织的会议和附近的餐厅。如今这些茶叶全部堆在家中，他不仅未能赚钱，还欠了债，父母帮他偿还了部分欠款。
邓风华说，过去相信成功学，觉得“不成功都是不努力”，可后来，他发现似乎还有一些比努力更强大的力量。他在这种力量下觉得迷茫——来之前只有模糊的规划，比如“要出国”“做很厉害的事”，后来这些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崔少扬相信努力一定有回报。他认为自己的好成绩换来了这个夏天家里更多的笑容。他在高中时也设想过大城市的职场生活，可想象力有限，实在想不到白领的日子是怎样的。相对确定的只有本科毕业就工作，好为家里赚钱。
邓风华的想法是慢慢改变的，老家一个早早结婚的伙伴喝农药自杀，邓风华不顾家人的阻拦去他的坟前祭拜，想不通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死。
后来，他在老家又遇到一位已是农民工的儿时同学。对方和他说，自己在外打工了3年，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没攒下什么钱。如今工厂机械化，机器人取代了人，工资变得更低，他最近失业了。同学认真地问邓风华：“你学习好，我从小有问题就问你；现在你都在北大了，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邓风华想了很久，给不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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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征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北大的各类资助已能覆盖在校学生的基本需要，目前是进一步提供“非经济支持”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
在陈征微看来，差距客观存在，校方能做的是尽可能缩小。比如近几年，北大为受资助学生开设了专门的国内外游学计划；还会邀请一些校领导、教授、知名校友和这些学生通信、聊天、吃饭。
西南山区长大的严泽在资助中心的帮助下，第一次去了福建，第一次到了日本，也在学生服务总队成了学生骨干，第一次谈成了合作——将留学生和英语口语能力欠缺的受资助学生们匹配，每周聚餐，给同学练习口语的机会。
去年，她在资助中心“燕园携手”项目下，和一位家境相似的学妹结成匹配对象，带学妹吃饭，绕着未名湖散步，给学妹学习上的建议，眼看着学妹从刚入学的胆小、害羞，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北大的生活总有退路。徐森内向，和别人玩不来，就埋头学习，因为“做物理本来也不需要社交”。他大二就去留学机构了解出国花销，发现仅仅是写申请文书就要收费3万元，加上考试培训和出国后更庞大的开支，自家“把房子卖了也拿不出”。结果他最终没能在硕士阶段留学，而是留在本校读研，打算到博士后阶段再公派出国。
曲小薇也后退了一步。她原本有机会留在本校读研，可一年的学费要2万多元，而去另一所“双一流”高校，不但学费减免，还有可观的奖学金。她的父亲劝她继续留在北大，她说自己“不想再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了”，把电话那头的父亲噎得说不上话。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爱磊对4所985、211平台高校的2000名农村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后发现，农村孩子在精英高校也能实现自洽——方式往往是将精力主要投入学习，放弃部分社交生活。
“北大的生活其实很舒服，很容易忘记困境。”这句话邓风华的理解是，大部分人想的是如何在夹缝中实现自己，而不是凿开缝隙。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成长的地方。他回山里做访谈，发现很多小孩不自信。一些家长觉得孩子考大学不切实际，更何况“供一个孩子要10万元，要是将来找不到好工作就赔了”。对于从深山里考上北大的经历，即使当事人就在眼前，很多人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不相信。这种感觉他熟悉，自己读高中也遭受了很多反对，姥爷把父亲叫过去，说“读书花钱不如把房子修修”。
“即使现在，考上重点大学也是小概率事件”，邓风华反思，自己家虽然穷，但父亲重视教育；可就在临近的村镇，一些家庭还坚信“穷就穷到底，政府好管理”，他们指望政府发钱养活，并不鼓励孩子读书。
在他看来，很多农村孩子来到北大，一方面饱受贫穷的困扰，另一方面又在拼命逃避、淡化这种局限。有的人骨子里开始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或努力。可在他看来，就像自己没读过书的母亲说的，自己可能只是“走运到祖坟冒烟”。
在他家，姐姐学习本来也不差。小学最后一年，县体校来招体育生，村小的代课教师们以为招文化课的尖子生，就把姐姐在内，学校的前3名都送了过去。
体校没有围墙，一天上5节文化课，学生们每天找个坡道跑步。姐姐只半年就跑得双脚肿胀；平时上课也没人管，在二楼把1元钱丢下去，就有小贩把粑粑从窗户丢上来。父亲想给女儿转学，可又缺钱，也舍不得体校的补助。
农村粗粝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姐弟俩的轨道，邓风华是幸运的那个，上了北大。姐姐第一年考了一所不错的林业类本科，可农村信息闭塞，收到通知书才知道学费贵，一年上万元。为了给弟弟省钱，家里就让她辍学。摆了几个月的小摊，她“心里空落落的”，复读又考上了本地的师范院校。
即使到了今天，邓风华的村子里，每年有两三个读大学的后生，另外二三十个依旧选择打工。
在北大的某些课堂上，有个别老师说北大人就应该是“完美主义者”，去登山、滑雪、骑马，“过最好的生活”，农村仿佛不存在。但邓风华也庆幸北大是兼容并包的，不少教授会在课上讲，希望同学们关注三农问题。有老师告诉他们，《春天里》这首歌原本倾诉了底层的愤怒和不易，之后却被轻易置换成“自我奋斗”的表达。
邓风华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拍纪录片作业时，有小组做有关美食的精致片子，他就去拍“孤独的宿管员”，记录凌晨4点学生都在睡觉，宿管大叔一个人在阴暗的走廊里扫地，结果被全班认可，拿下高分。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问题，看很多学术资料，身边同学也很感兴趣，时常交换意见。
“这所学校的可能性很多。”凌雄第二次创业，选择回到家乡，去农村开辅导班，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这次他不仅收获了一些财富，更得到了人们的感激。一个月里，他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看到他们掌握了原本近乎一无所知的拼音和乘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那种快乐是之前单纯想赚钱时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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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雄在北京偶尔做家教，看到北京的父母给孩子掏1小时一两百元的课时费，培养孩子各种课外技能。他会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小学老师是年迈的代课教师，老大爷上课就让学生们自习，然后在操场摆桌子喝酒，再满脸通红地回来宣布下课。
在村里，除了他，同龄人没有考上本科的。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打工，很多已经有了孩子。他想了想，感觉自己走出来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赋。
邓风华去边远山区调研。他去南方山区拍纪录片，记录一位8岁上学的小姑娘。
他还去东莞的化工厂打工，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学试剂里干活，皮肤被腐蚀到干裂。有农民工告诉他，回老家不知道做啥，又买不起东莞的房子。
在学校里，他发现那些和自己父母面貌相似的校工们就住在学生公寓的地下室，他陪食堂阿姨跳广场舞，了解她们的生活。
他理所当然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家里土坯房，刚2米高，阴冷又潮湿，昏黄的灯泡让墙上的裂缝显得更明显，猪圈招引的苍蝇在家里肆意地飞。他那时在县城读书，食堂阿姨都心疼他穷，尽可能多给他肉。当时他又黑又瘦，胡子拉碴。
现在的他远离了云南的紫外线，变白净了，他感觉一些出身和自己相近的同学在和原生环境切割，和一位父亲是建筑工人的好友说起农民工的遭遇，对方淡淡的，觉得先把自己活好才能考虑这些。
南京大学的学者曾对江苏省内两所高校的近200位农村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近半数人“非常愿意”或“愿意”成为城市人，相比之下，只有15%的学生愿意坚守农村身份。尽管有73.5%的学生认为“既然身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同学认为自己“堪称一个城市人了”。
邓风华的父亲觉得，儿子想的东西有些奇怪，应该安心做教师。 “小学时，老师嫌他年纪小，不收，我就把我家饭桌摆过去，逼他们收。现在不行了，大城市，咱不行。”邓父叹着气说，忧心儿子心气高，其实能像女儿一样，当个教师，朝九晚五，安安稳稳就最好。
可邓风华不这么想。他希望农村同学们意识到，原生家庭并不需要逃离，反而是行动力的源泉。他说自己不再自卑了，尽管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中产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可他清楚地知道，这两种认识方式是平等的，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经验，也能收获他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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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这年，邓风华带着几个大一的学生去云南农村探访。去的路上，大一学生一路欢声笑语，聊综艺和偶像剧。直到他们到山村小学，班里都是留守儿童，大学生们问孩子最近一星期开心的事有哪些，没人回答；一个月，还是想不出；一年，依旧是沉默。最终有学生颤着声说，爷爷死了，爸爸也3年没回来了。
返程的列车上，话题变了。这群大一的学生开始认真地琢磨起农民工问题，偶像被忘在了脑后。
无论是城或乡的孩子，大学这4年可能都是他们首次彼此深入接触的机会。农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获值得欣喜的改变——比如严泽，她觉得自己愈发自信了，做事细心、负责，她收获了很多认同，又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人沟通。
“我走的是我的父辈从没走过的路，全都是我自己在试。”严泽会觉得，来北大前，自己是狭隘的，只想“过好日子”。可看到身边一些同学，才发现对某个事物的兴趣，或者对群体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风华自己的家庭也在改变。他们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户，现在姐姐当上了老师，给家里修了几间新的砖房，买了电视，装上了太阳能。他考上了北大，更让这个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一户，亲友们开始把孩子们在假期送来，让他们跟着姐弟俩聊天、学习。一些原本想让孩子辍学打工的父母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也渐渐改了主意。
另一面，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也长久地影响着这群学生。曲小薇今年毕业，没回家，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学校继续学习，主要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是适合家境的最优解。
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毕业生去向，也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稳定、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
曲小薇坚信，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她希望以后赚钱，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再给村里装上路灯。凌雄则已然工作，身为选调生前往基层。在家乡开办辅导班的经历让他觉得，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类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扬身上。他就要开学了，资助都已到位。可他最挂念父亲的身体——父亲最近总感觉肚子里“有气泡”，很担心，却还是不肯去医院检查。这成了崔少扬的心病。他也还清楚记得贫困的滋味：自己600度近视，父亲曾省下治疗肾结石的钱给他买了眼镜，他却不慎摔碎了——他痛恨自己，从此再没配过眼镜，不得不凑近看很多东西。
自认“融入”还不错的严泽也清晰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感：小时候，她沉默地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插不上话；再长大些，同学们问她牙不整齐，为什么不去矫正，她哑口无言；到了北大，开学后会有同学说自己暑假在洛杉矶，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但现在，自信的她放下了这些。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也想改变它。家里只有铺太阳能的屋顶信号好——假期，他抱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夜深，绵延的山漆黑，万籁俱寂，头顶的星辉洒满夜空，电脑荧屏闪着光。（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8年09月05日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