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在夜晚路过中餐馆的时候，心想着怎么有人这么不怕苦。

他们在晚上十一点还大敞着门，煎炸煮炖，洗洗涮涮，一对小夫妻忙活着七八个人要做的事，让旁边数家九点就打烊的当地餐厅显得冷清，而想必第二天他们又要顶着日出，去买菜上货，切菜备肉，招呼顾客，算账关门…三百六十五天，生活就是这样重复着每日16个小时的辛苦。

在新西兰，中餐馆大概是最辛苦的营生。

做穷学生的那两年，我在很多中餐馆打过工，老板通常都是移民了几十年的人，个个是精明能干的角色，常年驻扎店内，一切需亲自把关，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必定第一个出现最后一个离开，从不问辛苦。

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些身价百万千万的人要继续做一份操足心的生意，他们本可以在豪宅中在游艇里安享晚年，却要把人生投放在不肯停歇的事业里。

记得刚来新西兰的时候，认识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姨，明明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一人是博士一人有自己的生意，她却偏偏要找一份超市包蔬菜的工作，和青壮年站在冷库里干粗活，每天整十个小时，带着一副不输给任何人的劲头。

她午饭要吃两大碗，喜爱和年轻人说起过去的日子，“我出国那阵子岁数就不小了，离了婚，带着一双儿女，因为不会英文，国内带来的文凭全都用不上，只得给人洗衣做饭，从早到晚，支撑一家人活下去。”

每当有人问起，“阿姨，你的儿女那么有出息，你还出来打什么工？”

阿姨说，“总是怕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才一直不敢松懈啊！”她眼光掠过年轻同事丢掉的饭菜，心痛地说，“浪费就是造孽啊！”

让人突然想到那些中餐馆的小老板和老板娘们，如此辛苦，大概是因为：

那营生，曾是他们唯一所能抓牢的东西。

我在看老四写的一本书，这本书（被禁）是关于某段特殊历史时期越南难民偷渡到各国的实录。

那书中写道，那些想逃出战争的人，把全部积蓄压在一个逃亡的计划上，连夜赶往一艘超载的小船上，在充满屎尿呕吐的船舱内，任由海浪的冲拍，就这样被上天安排了生或死的命运。

那些逃亡的人中，有怀胎七月的女人，有护着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有年迈虚弱的老人，有一夜长大的少年，他们轻则遭到暴风的袭击，重则受到海盗的掠夺，女人受到奸污，男人受到暴打，婴儿被抛下海，奄奄一息的老人被咧着嘴的海盗一剑结束生命，那剑抽出来，都是生命的颜色。

那些幸存的人在陌生国家的繁华里登陆，或澳洲或美国…不再回头看向家的方向，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却不久后用双手建立生活。

外媒赞扬他们顽强，却不知道经历过死的人怎怕活下来。

这本书中有三十几个偷渡家庭的故事，我发现绝大多数偷渡而离开家乡的越南人的后代，都成为了社会的精英，他们成为商界人才，有名牙医，大学教授… …人们再无法把流动在上层社会的他们，和历史画面中那些偷渡而来的饥饿的孩童联系在一起。

想起曾在电视中看到有人采访社会精英的难民父母，“您是如何培养他们的呢？”

这一刻我不禁笑出声，哪有什么培养优秀子女的诀窍，只不过是因为见识到了最坏的生活，才知道努力是为了什么。

青春期时我的母亲总是斥责我为何不能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而如今她却总是极力阻挠我去努力。在她眼中我像是个机器人，可不吃不喝地工作，专注而变态地，直到目标达成的那一刻。

我在国内匆匆呆了几天，她把攒了一年有余的坚果拿出来为我剥好，忧心忡忡，“你用脑过度，需要补补。”

我回到新西兰后，她又在遥远的地方叮嘱我，“一定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这才是人生正经事。”

然而她并不知道，那对她隐瞒了的颠沛流离的过去，是我再也不想经历的人生。

我睡过很多地方的地毯，才知道一张暖床的舒适。

我吃过太多的残羹冷炙，才知道温热食物的美妙。

我度过太多孤独的日子，才知道成长起来的可贵。

我被太多人踩在过脚底，才知道站起来的必要。

……

在做一次分享的时候，我对眼前二十几岁的读者朋友们说起异国经历，“睡潮湿的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出租屋，每一天花十四个小时在外面谋生活，开被别人唾弃的掉漆严重的二手车，一份员工餐当成三顿来吃每花一分钱都需要计较，讨要工资无果急火攻心病倒了哭累了第二天依旧要出门去赚钱…”

我在最后总结说，“年轻时苦过穷过很必要。”

人群中有人歪着头，等待一个解释。

我从没有如此用力地说过一句话，它分量太重，足够让一个人懂得，这一生都要用怎样的努力，去避免糟糕的命运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