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在夜晚路过中餐馆的时候，心想着怎么有人这么不怕苦。

他们在晚上十一点还大敞着门，煎炸煮炖，洗洗涮涮，一对小夫妻忙活着七八个人要做的事，让旁边数家九点就打烊的当地餐厅显得冷清，而想必第二天他们又要顶着日出，去买菜上货，切菜备肉，招呼顾客，算账关门…三百六十五天，生活就是这样重复着每日16个小时的辛苦。

在新西兰，中餐馆大概是最辛苦的营生。

做穷学生的那两年，我在很多中餐馆打过工，老板通常都是移民了几十年的人，个个是精明能干的角色，常年驻扎店内，一切需亲自把关，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必定第一个出现最后一个离开，从不问辛苦。

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些身价百万千万的人要继续做一份操足心的生意，他们本可以在豪宅中在游艇里安享晚年，却要把人生投放在不肯停歇的事业里。

记得刚来新西兰的时候，认识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姨，明明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一人是博士一人有自己的生意，她却偏偏要找一份超市包蔬菜的工作，和青壮年站在冷库里干粗活，每天整十个小时，带着一副不输给任何人的劲头。

她午饭要吃两大碗，喜爱和年轻人说起过去的日子，“我出国那阵子岁数就不小了，离了婚，带着一双儿女，因为不会英文，国内带来的文凭全都用不上，只得给人洗衣做饭，从早到晚，支撑一家人活下去。”

每当有人问起，“阿姨，你的儿女那么有出息，你还出来打什么工？”

阿姨说，“总是怕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才一直不敢松懈啊！”她眼光掠过年轻同事丢掉的饭菜，心痛地说，“浪费就是造孽啊！”

让人突然想到那些中餐馆的小老板和老板娘们，如此辛苦，大概是因为：

那营生，曾是他们唯一所能抓牢的东西。

我在看一本书，是关于某国难民偷渡到各国的实录。

那书中写道，那些想逃出战争的人，把全部积蓄压在一个逃亡的计划上，连夜赶往一艘超载的小船上，在充满屎尿呕吐的船舱内，任由海浪的冲拍，就这样被上天安排了生或死的命运。

那些逃亡的人中，有怀胎七月的女人，有护着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有年迈虚弱的老人，有一夜长大的少年，他们轻则遭到暴风的袭击，重则受到海盗的掠夺，女人受到奸污，男人受到暴打，婴儿被抛下海，奄奄一息的老人被咧着嘴的海盗一剑结束生命，那剑抽出来，都是生命的颜色。

那些幸存的人在陌生国家的繁华里登陆，或澳洲或美国…不再回头看向家的方向，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却不久后用双手建立生活。

外媒赞扬他们顽强，却不知道经历过死的人怎怕活下来。

这本书中有三十几个偷渡家庭的故事，我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偷渡而离开家乡者的后代，都成为了社会的精英，他们成为商界人才，有名牙医，大学教授… …人们再无法把流动在上层社会的他们，和历史画面中那些偷渡而来的饥饿的孩童联系在一起。

想起曾在电视中看到有人采访社会精英的难民父母，“您是如何培养他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