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硕士讲述在中移动总部的日子：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接连着两周，王林没有一天能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办公室。周末也总被加班占据。生活像一辆塞满了货物的桑塔纳，踏实地奔跑着，“司机”王林觉得有点失落。刚步入社会时，他期待登上的是一辆沃尔沃。
“从小到大，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百分之十。但工作四年，越来越现实，觉得之前很多想法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就想着房子、车子，实际的问题。你要问我还有什么理想，其实挺可悲的，没有了。”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我并不后悔进入中移动。”
选择国企
2007年，清华硕士毕业生王林手头放着几份offer.毕业之前，他对人生的自我控制力都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出色一些。他中学就开始学习大学的物理课程，大学学习的是英语物理课程，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有过挫败感。他是学生干部，会出色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绝不会费心去主动策划一个活动。总之，他承认自己是传统的好学生，不太喜欢冒险。
中学时，他想当个物理学家。但在大学毕业前夕，他明白如果在中国当一个学者，恐怕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和待遇。毕业时，他还曾一闪念想到过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某天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他最后承认，他很优秀，但和李彦宏、张朝阳这些人相比，他的简历上缺点什么，还是进入企业的好。
毕业前，水木清华论坛上一个招聘信息受到热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要来清华校园宣讲招聘了。他投了简历，随后收到面试的通知。
国企招聘一般时间偏晚，早在中移动面试通知寄来之前，NEC中国研究院和浪潮电脑等公司的要约已经整齐地摆在王林的桌台上。前者是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的日企，后者是国内着名的电脑公司。
王林并没有左右为难，他迅速上网查资料。谈起当初的选择，他像答考卷一样，逻辑严密。“中国有在国企里工作四十年的例子，但是还没有在外企里待那么长的人。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不确定性太多，晋升层级也太慢。如果是去外企的公司总部，我还愿意考虑，但是如果是中国分公司，no.”第一步，他把外企淘汰了。
任何民营企业，比起中移动公司的规模来，都显得苍白。中移动公司上市香港，2007年利润达870亿元人民币，在电信领域，即便是当时四个垄断国企中，也是规模最大的企业。
更让王林心动的是，“中移动从电信局分拆而来，肯分拆来的，很多都是胆子大的年轻人，这样的企业相对老国企而言负担轻，应该更有冲劲。”
后来，国家开发银行也看中了他，他抱歉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了选择。
年轻的毕业生王林寻找到了一棵大树，他不想只是来乘凉的，他想和这棵大树一起成长，做一番事业。
优越感
那年夏天，北京的知了叫个没完，王林脱下了牛仔裤，换上商务休闲裤和新买的衬衣开始来中移动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领导把部门的新员工集合在一起，介绍部门情况。幻灯片写了70页。“当时震撼了，念书时觉得20页的幻灯片已经够长了，没想到在国企里，这么庞大。”
位于金融街的中移动大厦，由两栋楼组成。初入职，他根本分不清谁是中移动的员工。总部五六百人之外，还有和中移动有业务关系的厂商直接派驻的人员。他惊讶地发现，所在的一层楼，百分之六十的工位是留给“外援”的。只要有新项目，总有合作厂商收费或者免费上门来为他们服务。有些人和他朝夕相处了一年。
国企的“大”,“众星捧月”的感觉，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感受颇深。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王林和部门领导飞到了南方某城市。刚入公司，第一次出差，新奇之外难免有些紧张。飞机落地后，当地市公司的领导，省会公司的领导和省级分公司的领导都出现在机场。他和领导被专车接走，整个出差过程被照顾得很好。国企系统有时会发出电磁炉一般的温度，你可以感觉到“组织”强大带来的温暖。
后来，王林发现，其实系统内平级接待，根本算不上兴师动众。如果你是部门领导级别，会有厂商去机场接送，全程接待。如果是市场部出差，接送的可能是公关公司；如果是财务部，接待的可能是咨询公司。中移动作为行业领域内的老大，总能让员工感受到大公司的威仪。
更多时候，王林待在总部。每天早上，一顿免费的丰盛早餐在中移动的食堂等着他。中午花2元钱品尝自助餐厅的美食。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但工作第一年觉得吃得不错。
工作之余，国企也为员工提供了多彩的娱乐活动。工会，这个在各大企业已经萎缩的名词已经偏向装饰作用。但是在中移动这样的国企，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每个职工给工会一年缴纳两三百元的会费。工会成立了若干个组织，如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泳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提供场地、器材。
还有不少相关厂商等着赞助他们的活动。比如冠名一个他们内部的篮球赛。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张长长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不好意思说”,但还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补贴：每个月除住房公积金外，还有2000元的房补，还有车补，劳保，等等，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2011年，距离王林进入中移动已经四年。四年中，中移动利润翻倍。“中国最赚钱的中央企业”、“财富全球500强”等名号，王林早就烂熟于耳。
中移动公司总部分为各大部门，大部门里面各下辖着各处。王林还处于中移动生物链的较低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渐渐感觉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写一份材料，需要部门几个处之间的互相协作。关系好的部门，材料两天就能给你。关系不好的，陪上笑脸，一个礼拜也给不了你。
“你能怎么办呢？不能生气，只能找你的领导，让他找他的领导。”有一次，一个简单的任务，由于别的部门之间不配合，从处长之间的沟通上升到了部门主管之间的沟通。王林很费解，也很沉默。
这似乎是成长到一定规模公司的通病。华为在其内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华为十大内耗问题浅析》，列举了“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站队”等内耗的问题。王林和同事们一边看一边笑，把“华为”换成“中移动”就行，里面描写的问题，“简直一模一样”.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半个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写汇报。通通都按照70页以上的标准来写。“国企里，部门多，层级多，比较多。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绩来呢？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细节，事无巨细地写。其实挺烦人的。没什么价值。但就要这样。”
汇报用的幻灯片，一个主题，王林最多改过50次。翻来覆去地改，斟酌每一个用词。每一次都被领导打回来再改。直到把每一条成绩说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牢骚写得更委婉，“你不用那么直白，领导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王林曾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他的朋友说，在学校时，王林喜欢谈论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会谈，“但渐渐认识到现实，有些无可奈何。”
王林现在已经不大谈理想，“只要在中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他会和朋友讨论整个公司的战略和方向。有的理解，有的不解。作为普通的员工，赞同与质疑，其实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执着。四年前，他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他性格有什么缺点。他说，他太执着，认准的事情非要做下去。上大学期间，导师明明告诉他一个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还是要试试，不撞南墙不回头。
刚进入国企的时候，他雄心壮志地想“升官”.按照规定，进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为副处的机会。
四年后他说，“和我一样工作了四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结果很难量化，如何能分出谁做得更好一些呢？”
“有个刚提拔的副处长，听说，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体的总编辑。”他喝了口水，慢慢说，“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从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当然，这些二代很优秀，即使只看简历也不输给任何人。”
渐渐地，很多东西，他之前厌恶或者批判的，他开始接受。“可能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同了，也确实是看到了新的东西。”
“念书时，所有替运营商说好话的观点，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驳的理由。但是现在，我又能逐一反驳我以前的观点。中移动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比如美国，在乡野和隧道可能没有信号，对美国运营商而言，这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投入。但是对中移动而言，尽可能的覆盖，这是国企责任问题。”
回头来看，王林进入国企确实是运气。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能帮助他完全规避生活中的压力。
他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房子问题。在单位附近，他看了好几处房子，价格逼近四万。如果没有家人帮助，他无论如何也付不了首付。
王林觉得委屈，中移动号称是最赚钱的公司，但是收入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中移动直接从百姓口袋里收费，社会上的情绪很大。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如中移动，但是他们收入是我们的数倍。这公平吗？”
他这样看问题的根源，普通百姓难以从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分享收益，这是体制问题。但作为普通员工，承担这样的后果，王林想不通。
由于“社会议论”太多，2007年以后，新入职的中移动员工收入和老员工拉开了距离。他在等待和老员工同等的收入水平。现在看来，形势并不明朗。靠个人收入轻松买房，已经越来越遥远。
这几年，中移动总公司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开始有人员外流。那些等不到升职加薪的年轻人，开始失去耐心。“每年有十几人辞职去那些收入更高的公司。我认识一个人，工作四年，每年都比别人做更多工作。但是升不了职，走了。”
但更多的人留下来，“挤破头想进来”.
每年各省公司翘首以盼的就是总部的一个机会。那些你见到在中移动大厦里工作了几年，仍然没有等到正式的编制的同龄人，热切渴望一个编制上的空缺。
这里不完美，但是王林知道，相对别的地方，他所在的仍然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