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的不是经验和金钱，痛楚中的智慧坚守
　　
　　当同行或对手一个个倒下，即便你也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拼上所有气力活到最后一刻，未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
　　
　　当至少半数员工陆续离职，剩下的员工又眼巴巴期盼着梁公军能补齐已经三个月不见踪影的工资时，鲜果网的命运已经被摆在了生与死的十字路口。
　　
　　当时摆在鲜果网创始人梁公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有些凄凉的终结点；另一条湮没在未来种种不确定的背后，通向未知。
　　
　　梁公军所面临的危机，在无数创业者的血泪奋斗史上，稀松平常，几乎不值一提。
　　
　　酷我音乐CEO雷鸣放弃百度七剑客的地位和美国优渥的薪水，在简陋民居里蛰伏4年，没有分文盈利；瑞尼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尼尔）总裁柯兆明放弃摩根大通银行个人和信用卡业务信贷风险管理副总裁的光鲜身份，怀着一腔热情、一腔梦想回国创业，却在国内外反差巨大的文化环境中几近绝望；光线传媒王长田在政策不明晰的情况下踩雷前行，举步维艰，连曾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也失望退出，剩下他一人苦苦支撑；“雷子乐笑工厂”创始人之一张成晓勇，倾尽家财只为话剧事业，却两次因为演员和场地问题，几乎濒临绝境。
　　
　　但幸运的是，他们的奋斗史并没有在此间危机前就草草画上句点，而是每一个都转危为安活了下来，并书写了长长的续篇：鲜果网不但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还获得某互联网巨头和手机厂商的青睐，保持深度紧密的合作；酷我音乐从同质化严重的数字音乐行业脱颖而出，跻身国内音乐产品一线阵营；光线传媒苦熬12年成功上市；瑞尼尔已经为金融行业超过20000人次进行过金融业务精细化管理方面的培训；而雷子乐笑工厂推出的轻松减压喜剧，也已经成了北京甚至全国民营话剧团中间响当当的品牌。
　　
　　虽然面临的困境不尽相同，但这些从绝境中折返，已经或正在走向成功的企业，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在看似坚不可摧的困难面前，他们的掌舵者没有退缩，都选择了迎难而上，以破釜沉舟的气势，继续前行。
　　
　　在这些企业领导者强大的意志力、决心和耐心面前，所有的困难和挫折似乎都成了使创业故事更加曲折和精彩而添加的点缀。还有太多不胜枚举的同样案例。
　　
　　成功的故事很多，但成功者永远只是千千万万创业人士经过大浪淘沙后剩下的少数。正如梁公军所说，100个创业者，90个死在创业的路上，“最后真正能够冲出重围的可能就10个人，其中最敏锐、意志最坚定，资源获得最多的可以成为最优秀的那个，成为行业的引导者。”
　　
　　也许，在某一个电光石火的刹那，那些面临困境的创业者脑中关于梦想、关于坚持的弦稍微松动，他们所掌舵的大船就将偏离航线，那我们现在读到的将是另一段悲情历史，故事情节与大部分被淘汰者雷同。
　　
　　领导者的性格往往决定企业的命运。对于众多曾遭遇困境的创业者而言，面对压力的心态和意志，是决定其抗压能力的精神源泉。抗压能力足够强大不一定能最后成功，但抗压能力太差，则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
　　
　　当别人在困境中一个个倒下，即便你也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拼尽所有气力直到最后一刻，就算不是胜利，也未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
　　
　　打基础是最磨人、最艰难的过程，鲜果网CEO梁公军在发不出工资、员工离职大半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放弃。
　　
　　基础积累拼的是耐力
　　
　　梁公军是同学中较早一批靠个人奋斗买了房子的。他曾是许多同学艳羡的对象。但他在买房子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他的房子会以那样的方式失去。
　　
　　当时正值2008年春节前夕，梁公军的房子被他以最快的速度出售。因为此时他急需一笔钱来给员工们补发已经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公司已经有不少员工陆续离职，梁公军卖掉房子，只想让留下的员工们过个好年。
　　
　　也许梁公军放弃新浪、微软的高薪出来创业时，曾设想过困境。但他一定不知道会困难至此。他想做的事情，表达起来很简单：“用两个字讲就是‘分发’，用四个字讲就是‘精准分发’，用七个字讲就是‘个性化精准分发’。”但实施起来远没有那么容易。
　　
　　针对个性需求提供精准化的服务，这本应是对行业趋势的一个颇具眼光的预判，但梁公军却想借鉴微软模式，通过在搭建的平台和框架上聚集尽可能多的第三方服务，然后精准投放来实现，试图从服务层面做个性化分发。
　　
　　在这条路上艰难行进一年半，无果，梁公军意识到：“这个事太大了，不是一个创业公司可以做的。”梁公军心有不甘，“条条大路通罗马。路径A是死胡同，那不如折返，试一试路径B。”
　　
　　但此时他个人的全部资金以及朋友入股的几百万元已经消耗殆尽，公司已经没有资金来源维持正常运转。于是出现了卖房的一幕。
　　
　　那一年，梁公军过了一个“不想再回头看”的春节，但对于鲜果网来说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此后，鲜果网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信息层面的精准分发。在梁公军看来，1万条信息中可能只有10条对某用户来说是有价值的，而鲜果网要做的就是把这10条信息一丝不差地放在需要它的用户眼前。
　　
　　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基于对用户各种行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而积累用户、建设庞大的用户数据中心、优化算法，“这些越是打基础的工作，越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积淀和打磨。”“漫长”这个貌似不具备杀伤力的词汇，对于当时除了企业外包和咨询服务外没有任何资金来源的鲜果网来说，却又是一座压顶的泰山。
　　
　　毫无疑问，这座“泰山”依旧全部压在梁公军肩上。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当时的梁公军内心是否时时焦虑，但至少可以确定，他一定是咬着牙顶起了这座山，直到今天。
　　
　　经过五年半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现在鲜果网不仅获得了来自盛大投资和凯鹏华盈投资数百万元人民币和800万美元，还已经开始为某互联网巨头提供数据，并且即将展开与包括手机厂商在内的多个渠道的合作。
　　
　　若非梁公军当时“置之死地”的决绝和后来认准方向默默坚持的耐力，我们不敢想像今天鲜果网的模样。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酷我音乐。酷我音乐CEO雷鸣放弃百度七剑客的地位和美国20万美元年薪的职位，进入他看好的数字音乐蓝海。为了朝这个当时定下的可靠方向前行，酷我音乐租的是简陋民宅，用的是别人搬家留下的破烂家具。在五道口的这个小三居里，雷鸣一呆就是四年。
　　
　　雷鸣从一开始就明白版权的重要性，为了建立起足够庞大的音乐库，为了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提升音质、改善用户交互体验，酷我前四年除了烧钱还是烧钱。但四年后，酷我不但注册用户过亿，而且雷鸣骄傲地宣布，酷我已经开始盈利，并且由于版权是中国音乐在线播放做得最好的一家而远远拉开了与同行的距离。
　　
　　2011年11月24日感恩节，酷我音乐发布了“酷我音乐2012”品牌发布会，这一产品使用户在不同终端都可以实现账户和收藏内容的同步，实现了真正的云服务，同时雷鸣也宣布了2011年酷我音乐已经实现了收支平衡。
　　
　　鲜果网用5年的数据积淀和算法优化树立起了技术壁垒，从同样的产品中脱颖而出；酷我用4年专注于曲库、用户体验的改善，也成了行业的佼佼者：“同质化我们认为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真正的竞争是在后面，在云端，不是在终端。”
　　
　　企业领导者的超凡意志力是影响企业命运的重要DNA之一。坚持不一定成功，不坚持一定失败，那些大公司领袖的励志故事里不乏资金短缺或者几近出售的波折情节。如同创业者所体悟的那样，100个创业者，90个死在创业的路上，最后真正能够冲出重围的可能只有10个人，其中最敏锐、意志最坚定，资源获得最多的才能成为行业的引导者。
　　
　　文化碰撞心态决定路径
　　
　　成功的故事似乎总有许多雷同。瑞尼尔总裁柯兆明和梁公军、雷鸣一样，在创业之前，都有着令人艳羡的一切：知名企业的高层职位、优厚的待遇。他曾经担任过摩根大通银行个人和信用卡业务信贷风险管理副总裁，也在AIG（美国国际集团）工作过。
　　
　　作为最早进入金融技术创新领域的华人之一，柯兆明至今为自己的过去感到自豪，“我当时在摩根大通做事，一个项目成功实施，每年产生的效益就有几亿美元，因为盘子大嘛，我管的部门总资产有2000亿～3000亿美元。”
　　
　　但和梁公军、雷鸣不同的是，柯兆明放弃原来的一切除了对于事业的理想，还有令他十分无奈、无法控制的因素。虽然当年能做到他那一级别的华人最多不超过二三十，但在华尔街的环境下，这基本上已经是华人事业的天花板。“美国人能给华人最高的职位就是比较偏技术的高级副总裁，大约相当于咱们国内四大银行资深点的部门副总或者处长，再往上不可能了。我们都是给银行卖苦力的。”
　　
　　“卖苦力”让柯兆明看不到未来，即便已经在美国打拼20多年，无法真正融入洋人圈子的失望感觉让他选择离开。2004年，他回国在中关村创办瑞尼尔，想把美国用信息技术改变金融管理和经营方式的事业在国内重新开始。
　　
　　即使柯兆明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去适应中国国情，但巨大的社会落差还是让他有点接受不了。用20年时间在美国形成的所有工作经验和经历，让他在国内仿佛成了一个夹在中美文化之间的“双面胶”，最让他难以置信的是，他这个中国人已经连中国文化也搞不懂了。
　　
　　原本目标明确，实施方案具体详尽，在国内的环境下却都变成不切实际，柯兆明发现用美国的思维和方式在中国拓展业务，根本无法实现。“大家从来没想过，国内人喜欢扯皮。比如说本来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做完的事，扯皮就给你扯三个月。”从柯兆明如今十分调侃的语气里都不难读出他当时对国内情况的莫名其妙。
　　
　　本来在不惑之年，放下优越生活在亲友反对声中重新开始事业就承担着比其他年轻创业者更大的压力。对国内环境不适应的各种无所适从和各种迷茫，让柯兆明刚回国时一度充满抱怨和愤慨。他只能告诉自己：“这不过是第二次插队。第一次插队去美国，第二次插队回中国。”
　　
　　在美国时，艰难的时候柯兆明还在别人家外面的楼道里睡过10个月，“我睡觉，别人去卫生间，稀里哗啦地从我旁边过”。想一想在美国令人唏嘘的遭遇，柯兆明反倒释然了，变得更加平静和淡定。
　　
　　他迅速调整状态，静下心来逐渐了解环境，并因国情制宜，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根据环境特点来制定可操作的计划和实施方案。“做事业比的就是耐心，还是不要抱怨，要去解决问题。我也确实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苦点、累点、慢点，但是能找到。”
　　
　　他以华尔街的思维方式慢慢打开了中国之门，用专业和诚恳打动别人。“银行是我的客户，但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喝酒，我在寻找健康的力量，银行里也有健康的人，他们愿意和我合作。”打败大咨询公司、以专业素养吸引到工商银行这样的大客户，如今对瑞尼尔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
　　
　　柯兆明不慌不忙地耕耘着自己的事业。“我给银行上过300多堂课，金融系统几万多人听过我演讲，这应该算是成功吧？”
　　
　　如今在柯兆明看来，过往的挫折、茫然、尴尬和现在的成功，都是浮云。
　　
　　他也不愿意再用“放弃”或“坚持”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和总结过去，他更愿意用人生的酸甜苦辣咸来定义所经历过的种种。“本来就没什么坚持，这就跟吃饭、喝水一样，都是人生的必然，我们到美国去，也是一个必然，甜酸苦辣都要尝。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体制博弈如骆驼般强大
　　
　　比起光线传媒，不论是鲜果网、酷我音乐还是瑞尼尔，都是幸运的。至少，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而对于光线传媒的王长田来说，他要面临的已不单单是困境而已。
　　
　　媒体曾对此有如是评价：“如果仅从一个成功商业故事的范本去考虑，不足以涵盖光线传媒作为一个范本的意义。光线的业务内容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当民间资本介入传媒娱乐业，政策层面模糊不清且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如何生存，如何发展，这是以王长田为代表的民间资本无法绕开的一个时代命题。”
　　
　　其实王长田的人生本来可以是另一条一帆风顺并可能同样光彩的路：记者、知名记者、资深媒体人……所以当他从确定的传媒生涯踏入一切未知的创业之路时，很多人除了不解、质疑也着实为其捏把汗。
　　
　　之所以一切未知，是因为他想打造中国时代华纳的梦想，在当时电视业主流依旧是制播一体的情况下，几乎是自寻死路。（创业  ）但坚定他决心的，除了刚刚显现的制播分离趋势，还有他对当时电视节目弊端的深刻认识：“电视新闻节目大多节奏比较慢，没有包装，语言很差，角度不好，信息量小，思路太正，批评的声音太少，评论的声音太少。”
　　
　　正是这种弊端，让王长田抓住了一个机会。当时北京电视台要办一档全新的新闻栏目，与王长田一拍即合。王长田跳槽至北京电视台，推出了一档新闻节目《北京特快》。这档节目以节奏快、信息量大赢得观众青睐，迅速打进北京地区收视率前三，直接导致当时收视王牌节目之一的《东方时空》改版。
　　
　　《北京特快》为王长田的创业埋下了伏笔。几年后，因特殊原因王长田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北京特快》。
　　
　　体制内10年的工作经历，已经让王长田对行业本身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还在考察了美国和香港的娱乐业后发现，娱乐节目都是综合性电视台的重头戏，甚至有专门的娱乐频道。他意识到，娱乐资讯市场巨大，但国内市场尚未开垦。王长田把目光瞄向了这片荒地。
　　
　　王长田水到渠成地与几个媒体朋友成立了“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5个人凑了10万块钱，靠写策划和拍摄专题片赚钱。
　　
　　虽然已经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但创业初期的种种焦虑还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娱乐圈讲交情，讲关系，对于王长田这帮新进圈子名不见经传的人，挨个打电话索要各艺人、演艺公司和娱乐机构的电话，碰壁受冷眼的惨状可想而知。
　　
　　也许光线传媒天生就需要经过磨砺才能成长，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每一步都举步维艰。合作成立光线时握手的热乎劲儿还没散，由于几次竞标的失败，绝望的合伙人全部退出，只留下王长田一人孤军奋战。
　　
　　现在已经无从得知王长田当时的内心感受，但显然紧迫感没有给他太多时间纠结。一个月后总共只有8个人的光线传媒做出了一个转折性的决定：做《中国娱乐报道》。没有明星资源，就找到当时还是新人，中戏尚未毕业的章子怡，在第一期25分钟的人物专访里，畅谈张艺谋、巩俐和《我的父亲母亲》。
　　
　　虽然短短三个月，《中国娱乐报道》就迅速覆盖了50多个电视台，收视率高达8%，但光线传媒仍然深陷资金拮据的窘境中。并且祸不单行，王长田的父亲突然去世，无比悲痛的王长田回家处理完丧事，临走还跟亲戚借款10万元，拿回北京发工资。
　　
　　王长田回想过去，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那段时间的。好在付出总算在逐渐得到回报。《中国娱乐报道》得到了《人民日报》的高度评价：“电视的另外一个潮流是其主体功能向娱乐功能的转变……《中国娱乐报道》的出现，意味着电视人正在顺应潮流，弥补这一缺口。并且，这样寓意丰富的电视节目是由一个独立于电视台之外的民间电视策划企业担纲制作，这亦是惊人之笔。”
　　
　　这句评论对于光线传媒的意义不单纯是肯定或者表扬，更是预示着政策风向标的转变。这对光线传媒来说，简直是无尽黑暗中天边亮起的一丝希望的曙光。一直以来，不论光线传媒资金再拮据、人才再短缺，与它所面临的政策限制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与华谊兄弟等纯粹依靠影视剧内容赚钱的商业模式不同，光线传媒的业务已经触及广电传媒的核心领域。探索未知领域，建立新的游戏规则，不难，资金也不会成为最大的障碍，最关键的是涉足敏感的“喉舌”，这让光线传媒从诞生起，每一步都是在“踩雷”前进，时刻危机四伏。
　　
　　王长田坦言，“2002年以前，民营公司是没有制作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公司的业务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一直在打擦边球。”即使到了今天，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传统的广电传媒领域仍属禁区，何况在政策更加严格的当时。
　　
　　但王长田始终没有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他用12年时间将地面频道和城市台价值不大的散乱播出时段，拼成了一张独特的广电内容网和经营网。
　　
　　12年后，光线传媒成功上市。在答谢酒会上，王长田感慨道：“12年来，我变成了一只骆驼，因为这个环境风沙太大，有政策的沙漠、资金的沙漠、人才的沙漠。为了生存，骆驼拥有了超强的生命力。骆驼其实跑得并不慢，冲刺走50公里，持续走30公里。”一句轻描淡写的12年路程总结，王长田为此付出的心血和代价却无法计算。
　　
　　最严酷的环境中，“骆驼”王长田拼着一股坚韧和不服输的劲头，终于在左冲右突中成长起来。
　　
　　资深媒体人牛文文也不禁在微博上感慨：“长田不易：1.埋头奋斗12年，中间没有因其他诱惑转型过，也没因为TV的打击放弃过；2.12年没有天使，也没有VC青睐，靠自己的现金流走到了上市，实实在在的“骆驼公司”；3.没有豪华团队，只有个把老兄弟，被人骂家族企业；4.耐得住寂寞，身在秀场，鲜见秀场。”
　　
　　雷子乐笑工厂全家福。总裁张成晓勇身上明亮的黄色就像他时刻保持的乐观心态，对所有困难都是张开双臂坦然迎接。
　　
　　自己跟自己较劲是一种常态
　　
　　也许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共性，虽然业务属性不尽相同，以减压话剧为主营业务的雷子乐笑工厂与光线传媒，于不同时空开始，走的却是同样荆棘遍布的路。
　　
　　雷子乐笑工厂创始人之一张成晓勇，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之后到总政话剧团一直做话剧品牌的演出，后来“犯了男人的通病，想折腾点事业”，就辞掉稳定的工作，转型做歌舞晚会，还制作过影视剧。
　　
　　但没想到的是，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上。原因无他，是由于经费问题。对于张成晓勇来说，无论电视剧还是晚会，制作成本和风险系数都非常高，而当时资历尚浅，张成晓勇走了不少弯路，增加的成本和风险被成倍放大。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话剧这种小规模的投资来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但话剧作为小众文化产业，门前的冷清与影视媒体的热闹，对比鲜明。这本就是一个不怎么红火的行业，民营话剧社日子尤其不好过。如同当初光线传媒，外部环境不被看好，每走一步也比任何行业都来得更为艰难。
　　
　　但选择这条路时，张成晓勇就没想过回头。他把前些年打拼买来的大房子置换成了一套小房子，拿着盈余的20万房款加上合伙人雷子乐的20万，一头就扎进了民营话剧市场。
　　
　　万事开头难，尤其是普通民众都不大接受的话剧艺术。笑工厂成立后的第一部话剧《爱情来了你就上》在八一剧场的支持下，终于将要上演。但前半个月，几乎每天售出的票都不超过8张。为了聚人气填场子，张成晓勇领着底下的一帮演员们到处送票，却每每遭遇或婉转或冰冷的拒绝。
　　
　　“当时票送上门，人问‘你们演什么呀？’‘话剧’‘不好意思，今天没空啊’，一听是话剧都不来捧场了。现在是主动来找我，说勇哥给弄几张票吧。”提起当初，张成晓勇充满了自我调侃，但笑工厂能有今天响当当的名号，其中经历的辛酸无以言表。
　　
　　为了赚钱维持剧场运营，最开始笑工厂可谓绞尽脑汁。用张成晓勇的话说，就是在主业话剧之外，“只要不违法，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演出都在晚上，于是剧场场地白天用来开咖啡厅，售卖冷餐、咖啡，给附近写字楼的白领提供简餐；到演出淡季，张成晓勇还带着剧场的演员当老师：用自己团队的各项专业才能，办少年表演培训班和白领艺术培训班……
　　
　　使出浑身解数，笑工厂的状况才慢慢好转，也慢慢聚集了不少人气。但好景不长，当剧场里这帮年轻的演员逐渐在地铁里被观众认出来的时候，心态就开始变得浮躁：“我这么卖力给剧场演出，剧场红了，我工资还这么点？”
　　
　　演员们要求加薪的牢骚、不满、各种情绪发泄让也有满腹委屈的张成晓勇在冲动之下，连夜把所有人的工资打卡，并附上一条短信：“对不起，我这里养不了你们了，你们出去闯吧”。结果，这些孩子们果真毫不留恋地全部离开了笑工厂。而此时距离笑工厂年底的新戏开演不到48小时，演出票也早已售空。
　　
　　张成晓勇顾不上难过、伤心，发疯一样联络北京所有话剧圈里的朋友来救场。48小时后，新戏如期上演。在外面闯荡了一个春节的这帮孩子们，受了挫折和打击，一个个又灰溜溜的回到了笑工厂。气氛变得空前团结。
　　
　　笑工厂越来越好，瑞士公寓的产权所有人也成了笑工厂的铁杆粉丝，主动找到他们邀请入驻瑞士公寓。这本来是一件令所有人欢欣鼓舞的事，但由于经验不足，签下十年租约之后，张成晓勇才发现，前八个月这个场地都要白租了：至少要用8个月时间设计装修。
　　
　　八个月，笑工厂账面上只出不进，仅仅房租一项就高达60万。这一次张成晓勇卖无可卖，换成合伙人雷子乐把刚买了两个月不到的宝马卖掉，还拿父母的房子做抵押拿了100万贷款来维持笑工厂运转。“等于说我们又一次开始席卷家里人的财产来做这件事情。”张成晓勇自嘲道。
　　
　　敢于倾家荡产来发展事业，有张成晓勇的这股狠劲儿，就不难理解，笑工厂为什么能从北京130多家生存维艰的民营话剧社脱颖而出，经营得有声有色。
　　
　　每天在各种难题的洗礼下，张成晓勇的艰辛也有了回报。前不久，笑工厂的一部《天生我怂我忍了》获得全国戏剧文化五项大奖。
　　
　　张成晓勇对此深感骄傲，但也充满担忧：“因为现在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不愿意顺着走，往往顺的时候我们天天可顾虑了，特担心特害怕。如果在某一瞬间觉得倒霉了走入低谷了，那反倒是我们鼓舞斗志的时候，我根本不怕。”
　　
　　太一帆风顺反倒会让张成晓勇觉得是一种劫难。在各种磨难中摸爬滚打，他脑子里已经有一根弦，时刻绷紧，充满危机感。张成晓勇说，他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所以即便笑工厂已经声名鹊起，张成晓勇还是在不久前为了排练连续五天没睡觉，硬生生把自己累病了。
　　
　　“我已经把自己作成这样了。”张成晓勇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压力越大，动力越强。”
　　
　　的确，不论是鲜果网、酷我、瑞尼尔、光线传媒还是笑工厂，无一不是在压力之下更加茁壮成长。也许他们当中，还有人没有到达成功的顶点，但有这帮对自己特别狠的领导者在前面引路，有这么强大的化压力为动力的意志力，即便尚未真正成功，与其他人相比也已经站在了离成功最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