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家庭就是一个让我们从小酝酿牵挂的地方。家庭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
“所有时间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下;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成长。”
以前人们夸一个孩子,经常说“家教好”,现在这个评价用得越来越少了。家长们说得更多的是孩子“奥数拿过冠军”、“外语口语是多少等级”。在评价孩子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人格的成功标准,却渐渐忽略了自然人格的流露。
可我依然很喜欢“家教”这个词,因为它是一种耳濡目染,是一种长期的人格养成。对中国人而言,家庭教育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基地。孔子提出一个人的学习要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入则孝,出则悌”,就是讲家庭教育;第二阶段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说的是社会教育;第三阶段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你前两个阶段都完成了的话,就可以去学习文献知识了。我们现在是反过来了,在学校接受了很多年教育之后再去接受社会教育,而家庭教育呢?往往被我们牺牲掉了。
传统中国人接受的是一种农耕文明的土地教育。孩子春天撒着欢儿地玩耍,夏天在河沟里游泳,秋天掰玉米、摘土豆回来烤了吃,冬天换上新棉袄放鞭炮、贴春联、过大年。四季的循环,在农耕文明里清晰展现。因为崇尚多子多福,每家每户都是大的拉扯着小的。一个馒头热气腾腾地出锅时,可能要掰成四块,每个孩子吃一块。这就叫分享。
我们现在的孩子,远离了“分享”这个词。家里的水果,都是爷爷奶奶剥好了、切成块、用叉子喂到孩子小嘴里,说:“多吃两块,你还得练琴去呢!”从一人捧着一块馒头在阳光下玩耍,到现在的锦衣玉食、叉子叉在水果上送到嘴边,我们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进步有它的社会标准,但进步也有它的心灵标准。有时候我们只欣喜于得到的东西,却忽略了付出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知识,但付出的却往往是一个孩子快乐的能力。
拿我自己和我的孩子来说,我们童年的游戏方式就有着天壤之别。我小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的胡同里,女孩流行玩砍沙包和跳皮筋。橡皮筋一角钱可以买一大把,然后我们一根一根地把它们套起来,连成一根皮筋,从脚踝到腿弯到大腿到腰间到肩膀,可以一直跳到“大举”。那时穷有穷的玩法,而且我们的玩法很公平,哪一方输了绝对不允许耍赖,谁跳坏了谁就得下来撑皮筋。这是一种游戏规则。
现在,我们小区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滑板车、一副轮滑鞋,孩子们滑到面前,彼此打个招呼又散开了。他们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群体游戏的环境。滑板车和轮滑鞋给了他们一种自由奔跑的速度,却缺少了大家都必须服从的规则。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长大了容易耍赖?因为他们小时候处于规则之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们跳皮筋、砍沙包都是和同龄人一起,你要是耍赖,人家就不和你一块儿玩了。所以我们会自己解决规则认同的问题。再来看我们的孩子,他们也是好孩子、乖孩子,但他们在玩的时候就缺失了这种规则的协商和认同。当所有的孩子都踩着滑板车在速度中独往独来时,他们怎么能懂得牺牲和谦让?
家教是一种伦理的认同,也是一种规则的认同。家庭教育是让孩子从小就找到一种生命的自觉,一种建立在服从基础上的自觉。这种服从是伦理的服从,规则的服从,个人对集体的服从。为什么很多考上大学的高材生,却总是磕磕碰碰、与人有那么多冲突呢?到了念大学时你再告诉他们什么叫作“规则”,已经晚了。
我们都懂得“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但是我们的观念和行为往往很混乱。一方面我们教孩子要尊重老人,另一方面老人却在伺候孩子;一方面我们告诉孩子要尊重他人、服从规则,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依然唯我独尊;我们嘴上告诉孩子要艰苦朴素,但在行为方式上,还在给孩子买很多奢侈品。
“言传不如身教”,相对于行为的强大,思想和语言往往是苍白的。我的女儿也是独生女,她两岁时,我们就告诉她,姥姥有糖尿病,每顿饭前都要吃药。所以她养成了习惯,每次吃饭前刚拿到筷子,她就说:“姥姥,吃药!”她会明白她对姥姥是有责任的,有了责任会觉得很光荣。我们以前带她出去玩时,她都会带一个布娃娃,说那是她“妹妹”。但是到了4岁,出去玩她就不带她的“妹妹”了。我们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要腾出手来扶我姥姥啊!”
今年春节我带她去丽江玩,女儿第一次去养鸡场捡鸡蛋,感觉特别新鲜。回来后她一手握着一只鸡蛋,吃饭时也攥着不放。我们都笑她,“你那鸡蛋都快孵出小鸡来了。”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她也舍不得放下。就这样,两只鸡蛋颠沛流离地跟着她回了家,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换鞋,她就扑到姥姥怀里说:“姥姥,我给你带回来两只鸡蛋!”那一刻我心里挺惭愧的,因为我顶多想到给我妈妈买些土特产,但没想过不花钱还能给她带回来什么。那时我就在想,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心中有没有牵挂。
一个从小懂得牵挂别人的人,长大了才可能被别人牵挂。家庭就是一个让我们从小酝酿牵挂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家庭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今天的我们常感到人越来越像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越来越失去了属于每个家庭的烙印。“烙印”这个词的英文是“brand”,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品牌”。企业要有品牌,其实人也需要有品牌。人的品牌不是指你拥有几亿资产,拿到了多么高的学位,或是有多么显赫的地位,而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家族烙印融入社会,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个人印记去对抗过于规范化的“流水线”。
家庭教育输出的终端产品,是“态度”。我女儿4岁时,在手工课上做了一个花篮。有一天她“哐当”一声把花篮摔了,花篮的一个角摔出了一个三角口子,她“哇”地哭了。我说:“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让花篮比没摔破时更漂亮!”我们又是剪又是贴,她还用彩笔画上颜色,最后,我们做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篮。她和我说,“妈妈我懂了,哭是没用的。”我听了很欣慰。让我郁闷的是,后来家里每逢打坏什么东西,她都特别高兴,说:“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让它比没坏的时候更好看!”
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再做成比它没坏的时候更好,我们的底线只能是不让它更坏。这是一种生命的修复能力。一个人一辈子会遇上什么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是修复生命的能力,却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之中。
我们做父母,要培养孩子掌握自我修复的能力,要传递给孩子一种态度,让他们明白该怎样去面对挑战。如果你告诉孩子:“我会把你呵护得好好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打破花篮。”这就是谎言了。孩子不仅会打破花篮,还会打破他们自己,会撞得头破血流。这时候就要看他们有没有一种能力,像修复花篮一样把自己修复得更好,这种能力,我觉得在4岁时告诉他们,并不算太早。
现在,社会上关于成功学的教育太多了,我们几乎把成功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但我始终认为,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成长是一个过程,成功是一个结论;成长是相关于生命的评价,成功是相关于社会的评价;成长是一个内在的系统,成功是一个外在的体系。我更希望孩子注重心灵、注重自我、注重人格,而并不是那么在乎外在的标签。
我非常喜欢“成长”这个词。一个人的生命要成长,两个人的爱情要成长,一个群体的建设、一个社会的发展,都要成长。从一个人到一个国家,“成长”是最健康的力量,也是最恒久的力量,它不依附于外在,而是你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儒家讲“君子日三省乎己”,是在“反省”中不断成长。道家讲的“道”是“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应该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吗?一个人过分热闹了,就被社会的标准绑架了;一个人不独立了,就放弃了自由;一个人失去了周行不殆的能力,就停滞了。
中国人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天过午”。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人到六七十,难道就不要学习新的生活方式吗?如果一位80岁的老奶奶,能够跟孙子学着玩游戏,能够试试孙女的新裙子,能够跟孩子出去郊游,我相信这个老人一定是幸福、快乐的,因为她仍然保持着成长的力量。
那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看重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就是尊严和自由。其实人这一辈子,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提升尊严、延展自由。无论多好的职业、多好的爱情,一旦侵犯到尊严和自由,就会产生冲突,甚至出现新的选择。作为父母,我们不应该用任何好的名义去剥夺孩子的尊严和自由。
我相信尊严与生俱来,它不是被父母赋予的,也不是可以向任何人乞求的,一个人的尊严是他(她)自己的选择。我记得女儿5个多月就在选择玩具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个人取向。她的周围堆着各种玩具,但是她爱玩的只有一样——空药瓶子,她喜欢“咔啦咔啦”起劲地拧瓶盖。我们家的阿姨就从她小手里抢过瓶子说:“这个不好玩,你还是玩电动娃娃吧!”可是我女儿把电动娃娃推到一边,顽强地去抓那个瓶子,继续痴迷地拧瓶盖。我后来去咨询儿童心理学专家,他说那个阶段正是孩子的手指开始学习精细化动作的时候,拧瓶盖这个动作对孩子小肌肉的发育大有益处,可比玩电动娃娃好多了。所以,我们认为昂贵的电动娃娃更好,这只是成年人的标准。孩子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不该粗暴地剥夺它。
我们的社区经常会举办孩子们的游艺比赛,有一次我女儿去玩,得了很多奖券,可以兑换玩具或是家庭卫生用品。之前她都是换气球的,但那一次她特别犹豫,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是大孩子了,不要气球了!”那时候正闹“甲流”,她就选了一块洗衣皂。回家以后,她一天十遍八遍地提醒我们:“你们洗洗手吧,那个肥皂是我带回来的!”家里的洗手液都不能用,洗手全用她拿回来的洗衣皂,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人的手都特粗糙!但是我们觉得要充分肯定她的劳动,因为她牺牲了自己的气球,她在为我们着想。“尊严”关联着“责任”,她有这种意识,觉得能为别人做事很光荣。
“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的眼里,那只是饲料。”我们今天并不是鲜花少了,而是牛羊的眼光多了
除了尊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指标是“自由”。很多人问我,你这么主张自由,那你教你的孩子背诗词吗?我说我当然教。(励志名言 )可我不是让她手放在背后一本正经地背诵,而是她在踩着滑板车跑时,我们俩大声地背诵;是她在浴缸里泡着、打着水花时,突然饶有兴趣地提议说:“妈妈,我们背首诗吧!”
她背诗,我从不限制她如何使用和想象。我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使用诗词是在两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我出差回来,问她:“你想妈妈吗?”她冷不丁地说了句:“路上行人欲断魂。”她背诗居然能“活学活用”!她喜欢把我们的大床当蹦床,有一回她爸爸说:“你别蹦了,都把我们的床单蹦破四条了!”谁知她一边蹦,一边高声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把她爸爸噎得瞠目结舌。
后来她竟然开始给人讲诗了。杜甫的《春望》,我听她给别人讲过一个特别“雷人”的解释。她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说的是杜甫他们那儿地震了。国还在,但是震破了;山河也在,但是走样了。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地震太厉害了,大家很伤心。”听着她这个地震版《春望》,我想我没有办法纠正她。她3岁时在电视上看到汶川大地震的惨景,4岁时看到玉树地震,后来她又看到日本海啸地震,她知道地震是一种苦难。所以我想,那就让她这样解读吧,长大了老师会给她讲“安史之乱”的。
女儿从小就在解构经典。但是我没有纠正过她一次,因为我觉得,她可以胡说八道的年华还有多少呢?我很留恋她可以胡说八道的自由。她不知道什么是权威,她认为她有阐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可能到她读小学时就要被剥夺了。我认为小孩子在思想上的自由期持续得越长越好,这样等他们长大了,还可以保留一些突破常规的思维能力。
有一次女儿坐在床上看唐诗,正好那个标题的字她都认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她像见到老朋友似的点点头说:“哦,这也是王维的。”我就教她念,“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讲到一半,她说:“王维的诗,也不是都好。”我说:“怎么不好了?”她说:“不押韵。”我一看,还真是不押韵。到了晚上,我正在漱口,她突然摇头晃脑地感慨:“李白这个人,写诗还是可以的。”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起码比王维押韵。”我后来一想,李白的诗不管多么清浅通俗,还真都押韵。我发现她能讲出一些我没想到的道理,因为我讲诗词讲了那么多年,对大家难免心怀敬畏,却也失去了一个小孩子对诗词的遴选标准。所以,现在经常是她给我讲诗词,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愿意呵护她这种自由的权利。
让一个人有尊严、自由地成长,是我们的一种期许。有时我看着女儿练琴、跳舞或者画画,我就很欣慰。我一点都不求她在专业上能有多大成绩,她只要能在里面找到一种快乐的能力,就够了。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缺少艺术方面的训练,所以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疲惫不堪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寄托。我女儿酷爱画画,碰上别人过生日、送礼物,她都说:“我给你画幅画吧!”口气就跟齐白石似的。她现在还不会写作文,但是外出旅游的时候,她可以用绘画记录旅游日记。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她有自己的表达,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因为没钱而被剥夺,一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本事让自己快乐起来。
“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的眼里,那只是饲料。”我们今天并不是鲜花少了,而是牛羊的眼光多了。我们越来越失去了一种审美的眼光,而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同一种功利标准的筛选。我们越来越成功了,但是我们失去了成长的力量,失去了那种在漫山遍野的鲜花中漫步时心灵上的愉悦。
“成功”,或许是一个评判人的标准,但只是成长中的一部分标准。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套综合、多元的标准体系。一个人,只要生命能成长,就一定有未来。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对料事如神的老酋长很不服气,有一天他捉了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鸟放在身后,问老酋长:“我手里的小鸟是生还是死?”他想,你要说它是活的,我手指一捻就掐死它;你要说是死的,我手心一张就让它飞起来。凭什么你说的都是对的?我一定让你错一回!结果,那位睿智的老人只是宽容地一笑,他说:“生命就在你的手中!”
这是一个好故事,它关乎生命的成长。所有时间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下;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