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中，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社会分工，缩小了贫富差距。为什么呢？因为国际贸易中各国有“比较优势”。简单说来，发挥比较优势就是：美国做一台电脑用五个工人，越南做 一台电脑用30个工人。美国做一条裤子用一个工人，越南做一条裤子用两个工人。那么分工就是美国做电脑，越南做裤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时间有限，美国就挑自己最擅长的做，即便他的“绝对优势”都有，但是做电脑更快更赚钱，就把做裤子的机会留给越南。分工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马斯金先生和他的研究伙伴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发达国家内部生产率也是三六九等。具体举例说来，发达国家中美国生产效率是A，韩国效率是B，发展中国家中印度生产效率是C，加纳生产效率是D。合作只会出现在差距不是特别大的生产效率之间。美国和韩国会有合作，韩国和泰国会有合作，泰国和加纳会有合作。

　　但是，美国和加纳几乎没有合作（这里只是不精确的举例）。就像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美国们”，主要是跟高技术发达的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在“一个圈子”合作，偶然跟“韩国们”合作，很少跟“泰国们”合作，至于“加纳们”……所以这就导致了这样的情况：“美国们”自己玩，偶尔带着“韩国们”玩；“韩国们”和“泰国们”一起玩，基本没人跟“加纳们”玩，偶尔玩也是把最不赚钱的最没人愿意做的事情交给他们。

　　于是乎，满门优秀的“美国们”突飞猛进，跻身良好的“韩国们”马不停蹄紧随其后，勉强及格的“泰国们”步履蹒跚，挂了又挂的“加纳们”匍匐前进，甚至原地踏步。富国和穷国的差距，由于其背后的差距跨度太大，越来越大。

　　学渣的顿悟

　　跟土豪做朋友，也是一个道理。“土豪”这个戏谑的概念是从钱的角度说的。我们就把这个分析仅仅限制在很俗的“钱”的角度。这样分析就容易且清晰多了。原来我觉得社会中只分为“他们土豪”和“我们穷人”，所以只要和土豪做朋友，就会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一样，互助互爱，共同进步，“他好我也好”。但是事实上如马斯金先生分析的全球化合作一样，社会的财富层级远远不止两个，土豪和土豪之间、我们和土豪之间、我们和我们之间，都存在着很多跨度。

　　就像之前将国际社会简单划分为“美国们”“韩国们”“泰国们”“加纳们”一样，我们将社会简化分为“亿万富翁”“百万富人”“十万平民”“屌丝如我”。恰如之前对国际分工的分析一样，“亿万富翁”基本自己玩，偶尔带着“百万富人”玩；“百万富人”和“十万平民”一起玩；“屌丝如我”基本自己玩。

　　所以，要想跟土豪做朋友，自己首先不能太穷，因为真的会有“穷得没法做朋友”这种情况。当“大土豪”每天在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的时候，咱骑个自行车过去也确实不方便不好看。所谓礼尚往来，每次三万的酒水单他们都买了，自己囊中羞涩也有点过意不去。反倒是跟和我们差距不是那么大的“小土豪”在一些好的酒店吃吃喝喝要舒坦些，毕竟彼此之间的话题、内容、价值观等等的交集要多得多。

　　于是乎，仅从财富层级这一角度看，如果真的有人想“功利地”和“土豪”做朋友，首先要清晰定位自己的财富层级，再去同和自己财富层级相差在一定范围内的“土豪”朋友愉快玩耍，这样发展友谊的过程高效率，发展友谊的结果高质量：太穷，就别找太富的玩。

　　如果穷，我凭什么？

　　至此马斯金先生对“土豪我们做朋友”的启发基本说完了。现在，我们将假设极端化，来假设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如果我就是想要出于功利目的，跟土豪做朋友呢？而且我还很穷！”个人观点，“屌丝如我”可以通过增加“自身获取社会资源的潜力”来让自己获得自己想要的“土豪我们做朋友”的机会。也就是说“屌丝如我”的潜力可以“折现”，折现成“十万平民”“百万富人”“亿万富翁”，全看自己境况。自己的内外能力可预期的在未来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决定着财富层级，只不过“折现”这东西不太稳定，不过给人稳定的感觉到什么程度，就看自己本事了。

　　怎么能加强自己“潜在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呢？老生常谈的话题，不多赘述。比如学识更广、专业技能更强、学术水平更高、业务范围更广、长得漂亮等等。也就是说，所有在个人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提升，本身都是“跟土豪做朋友”的途径。如果只是着眼于如何通过各种“勾搭”和“结交”的社交技能等等，是和跟“土豪做朋友”这一目标背道而驰的。总之，你那么穷，土豪凭什么跟你做朋友？凭的是你有潜力，而不是够殷勤。